文/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國際合作新模式。「一帶一路」為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簡稱，「一帶」是由陸路向西經中亞、俄羅斯、中東歐、西亞延伸至歐洲；「一路」則由海上向西開放，經東南亞、南亞至印度洋，延伸至歐洲，以重要港口為樞紐，建設運輸重要通道。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時，中國大陸經濟持續發展，並逐漸由世界的工廠轉向世界的市場，因此吸引了各界的關注。

    當時，英國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還期盼「一帶一路」可以創造中英的黃金10年。對比今日，英國政府不再強調「一帶一路」計畫對英國的重要性，反倒希望與中國大陸以外的國家有更多的經貿往來，例如，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此外，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和紐西蘭組成的情報分享網絡「五眼聯盟」，近期也針對中國大陸竊取智慧財產權以及利用人工智慧（AI）對各國進行網攻和間諜活動，發表聯合聲明。

　　換言之，10年之後，原本對中國大陸有高度期待的英國，與中國大陸的關係已有很大的差異。除了英國之外，馬來西亞已經變更與中國大陸的鐵路合作計畫；義大利雖在2019年加入「一帶一路」計畫，但今年底可能宣布退出；菲律賓也於今年10月因南海問題宣布將不再依靠中國大陸為菲國第三條鐵路建設提供資金；若再考慮斯里蘭卡的破產等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國家所面對的經濟困境，「一帶一路」倡議面對的困境是愈來愈大的。

「一帶一路」倡議遇到那些挑戰？   

    第一，若以這10年來發展歷程來觀察，中國大陸在供給「一帶一路」計畫時，並未充分考慮參與國的經濟發展需求。以斯里蘭卡為例，茶葉為斯里蘭卡主要出口產品，但是，屬於「一帶一路」計畫的漢班托塔港可以為斯里蘭卡帶來多少的農業或漁業產值，並未受到重視。然而，漢班托塔港對中國大陸而言卻具有經濟利益與重要的戰略地位。換句話說，斯里蘭卡是向中國大陸舉債來協助中國大陸發展「一帶一路」計畫所需的基礎建設，但中國大陸所得到的利益並不會與這些參與國分享。若此，如何能期待這些參與國願意持續加入，此係「一帶一路」計畫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一帶一路」計畫的參與國並未因與中國大陸合作而帶動自己國內的就業與經濟發展，反而增加大量債務，應是這些國家陸續暫停與中國大陸合作的原因。事實上，許多參與「一帶一路」計畫的開發中國家或低度開發國家，最需要的基礎建設不是國際化的機場或港口，而是可以提高其國家生產力的道路運輸、排水設施或較健全的醫療設施等民生必需基礎建設。可惜的是，上述的民生基礎建設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中國大陸所推動的「一帶一路」計畫往往被認為是「掠奪性」(exclusive)的計畫。

    第二，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另一個重要目的是為了要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藉由增加「一帶一路」計畫的參與國，讓這些國家在與中國大陸貿易或彼此之間的貿易可以使用人民幣作為結算的貨幣。但是，一個國家的貨幣要成為國際間主要貨幣的前提是貨幣發行國必須可以「被信任」。我們若把貨幣想像為一個國家政府所發行的債券，當貨幣持有者想要將手上的貨幣兌換為實體商品或其他國家的貨幣時，必須可以自由兌換，若否，這樣的貨幣將不容易被信任。更重要的是，當國際社會對貨幣發行國的信任度降低時，該國的貨幣也不可能國際化，人民幣目前即是面臨這樣的困境。

    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當初為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而使得計畫參與國積欠中國大陸大量的人民幣債務，當然，這些參與計畫施工的廠商也以中國大陸的廠商為主。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目前這些貸款雖是由「一帶一路」計畫的參與國來負擔，但這些貸款陸續到期，若中國大陸的銀行不願意給予債務豁免，則這些債務國也沒有能力償債。最終有可能發生的是，中國大陸的銀行讓參與國「借新還舊」，收取微薄的利息收入。換言之，在這些開發中國家沒有能力償還中國大陸債務的情況下，這些人民幣債務最終仍會是由中國大陸的銀行負擔。

　　在承擔龐大放款債務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若要求這些銀行繼續放款給參與國，一方面會使得中國大陸金融機構的風險增加，二方面這些參與國也不一定願意繼續舉債。無論是上述哪一種狀況，都是中國大陸繼續推動「一帶一路」所需面對的挑戰。債台高築的「一帶一路」計畫可能是其轉向「較小」、「更綠」、「在科技上更為先進」的主因。

    第三，中國大陸金融機構具備支援國家大型計劃的金援能力正面臨挑戰。自恆大地產與碧桂園等房地產開發商爆發債務危機以來，中國人民銀行持續透過政策來釋出更多流動性，以避免地產開發商倒閉帶來的風險。此外，中國人行也透過人民幣定存利率與美元利率的訂價來影響金融機構及投資人的行為。在中國大陸房地產債務危機後，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持續升高，為此，中國大陸國有銀行須提供地方政府融資平台（LGFV）超長期貸款及臨時利息減免，以避免這些融資平台違約。換句話說，在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衰退之際，金融機構的政策負擔已愈來愈重。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近期為了刺激經濟而宣佈發行1兆人民幣的政府債券，政府發債除了須考慮舉債目的要明確外，金融機構或其他需求者是否有足夠的誘因來購買政府公債也需要關注。事實上，在中國大陸政府發行1兆人民幣的債務前，部分若未來1兆人民幣的債券也需要中國大陸的銀行來購買，則這些金融機構的經營壓力也會愈來愈大，金融機構面臨的風險也愈來愈高，這也意謂金融機構協助中國大陸政府發展「一帶一路」計畫的能力已與10年前有很大的差異。

持續衰退的中國大陸經濟使「一帶一路」計畫效益降低

    最後，我們仍應回歸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初衷，極大化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就政治層面而言，除了美國為首的工業大國持續對中國大陸採取科技管制的趨勢外，過去由中國大陸與中東歐國家組成的17+1的機制也在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退出後，影響力持續降低。雖然上述三國的經濟規模不大，但是，這三個國家的退出也表示中國大陸經濟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因此，在國際供應鏈重組趨勢不變下，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衰退的方向應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雖然仍有部分供應鏈留在中國大陸，但是，許多高附加價值的廠商多已在東南亞、南亞或北美增加產能，以避免生產過度集中在中國大陸。當較高附加價值的產業移出，這產業所創造的就業也會減少，中國大陸的內需就會如同6月至今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一樣，呈現消費不足的現況。

    一旦中國大陸的內需與外貿衰退，一來中國大陸對於「一帶一路」國家的進口需求會減少；二來中國大陸藉由「一帶一路」國家而可以增加的貿易利得也與當初的規畫有極大落差。因此，當中國大陸經濟持續衰退時，「一帶一路」帶給中國大陸與其他參與國的好處也愈來愈少。

    習近平在11月6日向首屆「一帶一路」科技交流大會致賀信中強調，科技合作是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深入與「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計畫，激發合作潛能。但是，對於債務高築或經濟發展仍存在許多進步空間的「一帶一路」國家而言，習近平的宣示仍與過去推動「一帶一路」的歷史經驗一樣，忽視「一帶一路」國家與其人民的需求。因此，若「一帶一路」要有發展的機會，則中國大陸提出的建設計畫就必須要滿足參與國的經濟發展需求，否則，「一帶一路」的計畫將可能陷入惡性循環的嚴峻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