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明芳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學系教授

    中國大陸全國政協14屆二次會議於3月4日在北京舉行，政協主席王滬寧在涉臺工作中提及「圍繞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等協商建言，舉辦第六屆兩岸基層治理論壇，助推兩岸融合發展」。事實上，早在2000年，前副總統蕭萬長就曾借鑒歐盟模式提出「兩岸共同市場」概念，並成立基金會推動兩岸經濟合作。2005年，前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大陸，在與總書記胡錦濤會面後達成「五項願景」，其中明確提出「建構兩岸共同市場」作爲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内容，但是，這一願景並未成爲中國大陸涉臺政策的重點。

    中國大陸經濟目前除了面對內需不足與通貨緊縮的內部挑戰外，在對外貿易上，也面對美國與歐盟等國家對於中國大陸廠商因超額產能導致產品低價出口到外國市場，進而對外國的廠商與就業市場帶來傷害的問題，受到反傾銷的調查。為此，本文將從市場經濟的角度，說明中國大陸倡議與臺灣形成「兩岸共同市場」的現實障礙。

    如前所述，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想法並不新穎，但是，許多提出「共同市場」想法的人，多片面聚焦於市場的表面字眼，缺乏對「市場經濟」的深入討論。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市場機制的運作前提應在於雙方競爭地位的公平對等。

不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難以形成共同市場

    首先，影響競爭地位的因素包含競爭廠商的規模是否相同、市場訊息是否對稱、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是否足夠等。更關鍵的是，一旦市場上的交易雙方發生爭端時，廠商處理爭端的法律基礎是否健全；若無，則這樣的共同市場將很容易形成不公平競爭。換句話說，臺灣與中國大陸的「兩岸共同市場」可能變成單邊國家廠商的市場，無法形成讓雙方均有利可圖的「正和」賽局(positive-sum game)。雖然目前臺灣與中國大陸並未形成兩岸共同市場，但是在貿易往來上，除了簽訂大家所關注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架構協議）外，還有多項經貿領域的協議。遺憾的是，過去臺灣與中國大陸發生貿易爭端或臺商投資權益受損時，臺灣與中國大陸所簽訂的協議不必然被大陸政府採用，導致若干不公平貿易。在不公平的貿易環境下，臺灣與中國大陸並不存在形成兩岸共同市場的基礎。

不透明的政府政策無法推動共同市場

    其次．雖然導致市場發生不公平競爭的因素相當多元，但在國際貿易環境中，政府政策的差異或透明度也可能導致不公平競爭。舉例而言，當中國面對美國有關中國大量產業補貼的指控時，許多人常會以近期美國補貼晶片製造商赴美投資的政策來反駁美國政府亦有相同的行為。但是，臺灣、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在補貼半導體廠商與中國大陸補貼政策最大的差異在於──補貼金額的透明度。我們可以知道各個民主國家對產業補貼金額的大小，這些補貼政策也需要受到國會的監督，政策透明度是相當高的。相較之下，中國大陸補貼政策金額不透明。共同市場的成立只是產能過剩者的去化管道之一。

    再者，中國大陸目前面臨電動車、電池與太陽能模組等產業的產能過剩問題。從中國政府的利益角度來看，當然希望與其他任一國家形成共同市場，以降低貿易關稅及交易成本。試想，若臺灣與中國大陸形成兩岸共同市場，臺灣市場將成為中國大陸超額產能去化的出海口。面對中國大陸超額產能的廠商因共同市場形成巨大競爭優勢時，臺灣的廠商倒閉與獲利降低的可能性將大幅提高，進而對臺灣的就業市場產生傷害。無論兩岸政府是形成共同市場或簽署貿易協議，重要前提都應該先考慮政策能否讓臺灣的廠商獲利提高，或增加就業。現在看來，中國大陸的超額產能恐將讓臺灣成為兩岸共同市場的受害者。

    此外，形成共同市場是要雙方的產業能夠高度互補。如前文所述，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和對廠商的補貼，都讓很多國家政府感到憂心。若兩國廠商的產品具有高度替代性，則營造兩岸共同市場僅會使得價格競爭力高或低價大陸廠商進入市場。因此，在目前中國的經濟條件下，並未看到臺灣與中國大陸可以形成兩岸共同市場的可能性。我們要強調的是，打造兩岸共同市場的前提應是，雙方的貿易往來要持續熱絡。不過，近年來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整體比例持續降低。根據我國財政部的統計數據顯示，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總出口比重已經降到30.8%，是過去22年來同比最低；對美國出口占總出口比重則上升到22.3%，對東協升至20.2%，分別是24年來以及歷年同季的最高水準。更重要的是，臺灣對美國的出口值已超越臺灣對中國大陸的直接出口總值。若將香港與中國大陸合併計算，臺灣對中、港的出口值則仍高於美國。

反間諜法讓中國大陸對外商吸引力持續降低

    對廠商而言，中國大陸現在的市況絕對不是最佳或次佳選擇。雖然中國還是世界的工廠，但影響力正逐漸降低。從中國大陸本（4）月11日所公布的最新消費者物價統計資料顯示，3月CPI年增率為0.1%，遠低於2月CPI年增率0.7%，也低於市場預估的 0.4%。因此，中國大陸經濟存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仍然持續。如前文所述，當一個有效需求不足的國家想要與他國形成共同市場時，其貿易夥伴國的市場就變成減少超額產能的工具。

    若進一步討論中國大陸以國家安全為由的修法，包含2023年7月1日修訂的「反間諜法」與今年3月23日生效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基本法23條立法），對於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信心造成了重大影響。這些法律的實施促使過去與中國大陸有密切往來的企業紛紛轉向東南亞和印度等地投資，導致中國大陸的供應鏈和廠商外移。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要建立共同市場幾乎是不可能的。

    最後，中國大陸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於國際供應鏈移轉的趨勢已不可逆。美國對中國科技的出口管制措施日益嚴格，歐盟對經濟安全及中國經濟脅迫的議題也越來越重視。日本岸田首相在本（4）月11日的美國國會演說中特別提到中、俄的威脅，並強調希望維護國際秩序。美、歐、日等國對中國看法的轉變，加速了中國經濟的衰退。民主國家與中國之間的信任基礎一旦破裂，合作就難以實現。這也是美國希望與包括臺灣和日本在內的許多東南亞國家形成可信賴供應鏈的主因。因此，民主國家對中國信任度下降所引發的國際供應鏈重組，已導致中國內需和就業持續惡化，這是中國大陸倡議「兩岸共同市場」不會成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