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明澤(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 副研究員)

一、前言

過去30年的全球化浪潮中，臺商憑藉高度彈性與敏銳的市場嗅覺，逐步建構跨越兩岸的生產與供應鏈體系。這套體系建立在中國大陸早期相對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以及開放的全球貿易環境之上，形成一種能夠持續創造生產紅利的效率分工模式。然而，2018年美中貿易摩擦升高以來，延續至今的政經變局已明顯改變全球經貿秩序，臺商因此進入高度不確定的調整期。

當前全球經貿環境正經歷深刻轉型。過去以「成本」與「效率」為核心的全球化邏輯，正逐步轉變為以「安全」與「韌性」為核心的區域化布局。在此背景下，臺商面對的不只是關稅增加所帶來的直接衝擊，更在融資端遭遇結構性瓶頸。對許多中小企業而言，關稅或許只是成本壓力的一部分，真正嚴峻的挑戰在於：當企業因應地緣政治而進行產能移轉、推動「China + 1」策略，或進行技術升級時，現有金融支持體系往往無法及時承接新增的資金需求。

本文旨在從地緣政治風險、關稅衝擊、供應鏈重組與金融授信限制等面向切入，分析臺商在去全球化浪潮下所面臨的融資困境及其成因。

二、地緣政治風險下全球經貿模式的轉變

（一）強化供應鏈韌性，帶動重複投資與資本支出擴張

2018年美中貿易戰爆發以來，全球供應鏈對韌性（resilience）的重視顯著提高。在全球供應鏈重組過程中，「安全優先」逐漸取代單純的成本導向，成為跨國企業採購與生產配置的重要原則。企業不再僅依據比較利益或成本優勢選擇生產基地，而是更重視供應鏈在面對地緣政治衝突、疫情或自然災害時的承受能力與調整能力。

這種轉變提高投資決策的不確定性。對企業而言，問題不僅在於關稅高低，更在於關稅政策本身的不確定性，導致企業難以形成穩定的未來預期，進而傾向延後投資或採取分期投資策略。這樣的保守作法雖有助於降低短期風險，但也可能使企業錯失技術升級與布局調整的時機，削弱長期競爭力。

於是，供應鏈結構正由過去的「長鏈」逐步轉向「短鏈」，企業被迫採取「China + 1」或部分回流臺灣的策略，將生產基地分散至東南亞或美墨邊境等地，以因應不同貿易集團之間的制度壁壘。然而，在產能遷移過程中，企業往往必須一方面維持既有產能運作，另一方面又投入大量資本建置新基地。此種「雙軌運作」的過渡期，意味著企業面臨顯著增加的資本支出壓力，也更容易出現資金中斷風險。

（二）由JIT轉向JIC，營運資金需求顯著增加

除了固定資本支出增加外，地緣政治風險也改變了企業的庫存與營運管理模式。為了因應關稅引發的訂單波動、運輸成本上升及供應鏈中斷風險，企業的供應鏈管理不得不由過去強調效率的及時生產（Just-in-Time, JIT），轉向較重視備援的「以防萬一」（Just-in-Case, JIC）。

這一轉變意味著企業必須提高安全存貨水準，以降低下游需求變動向上游傳遞所造成的放大效果。在貿易摩擦與物流不穩定並存的情況下，前置時間拉長、運輸不確定性升高，也進一步加重庫存積壓與資金占用問題。對中小企業而言，不僅影響周轉效率，也使營運資金需求大幅增加。

（三）高額關稅壓縮企業利潤空間

美國近年對外關稅政策的強度與覆蓋範圍持續擴大，對出口導向型企業形成直接壓力。高額關稅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壓縮企業利潤空間，尤其是毛利率原本偏低的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承受能力更為有限。當利潤遭到侵蝕時，企業可用於因應景氣波動、技術升級或海外布局調整的內部資金也隨之減少。

相較於大型企業或上市櫃公司，中小企業本來就面臨較弱的財務韌性與較差的融資條件，因此在高關稅壓力下，其資金鏈更容易受到衝擊。換言之，關稅問題對中小企業而言，不僅是成本增加，更可能演變為現金流管理與資金調度問題。

（四）高成本與高風險進一步擴大經營壓力

除了關稅因素外，中小企業亦同步面臨成本上升與風險擴張的雙重壓力。過去臺商在中國大陸的經營優勢，很大程度來自相對低廉的土地、勞動力及較寬鬆的環境約束。然而，隨著中國大陸產業結構調整、工資上升，以及各國環境與碳排規範日趨嚴格，企業的薪資成本、合規成本與營運成本均明顯提高。

這種內部成本上升與外部關稅擠壓交互作用，形成對中小企業極為不利的「雙重擠壓」。在缺乏足夠資本緩衝（capital buffer）的情況下，企業更容易面臨流動性壓力。

進一步而言，地緣政治風險也迫使企業進行重複投資與產能分散。雖然此舉有助於降低供應鏈集中風險，卻同時帶來新的經營挑戰，包括新市場法規適應、勞工管理、匯率波動與跨境治理成本等。對資源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多已超出其既有管理能力範圍。

三、中小企業臺商融資的結構性困境

面對地緣政治風險升高、資本支出擴張與營運成本上升，臺商對資金的需求明顯增加。然而，傳統銀行體系的授信邏輯與監理限制，卻未能有效回應這類需求，反而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臺商形成明顯的結構性排擠。

（一）資訊不對稱加劇授信保守化

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是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重要原因。相較於大型企業，中小企業的財務資訊透明度通常較低，內控制度與資訊揭露也較不完整，因此較不容易成為銀行偏好的授信對象。銀行在授信評估上，不僅重視企業既有財務報表，也高度依賴未來營收預測與整體信用評估。

然而，在貿易摩擦與全球需求不確定性升高的背景下，銀行對中小企業未來營收的評估往往更趨保守，甚至出現景氣下行時同步收縮授信的「雨天收傘」現象。結果是，企業越是在艱困時期需要資金，越難以從正式金融體系取得支持。

（二）抵押品不足限制可得融資規模

除資訊不對稱外，抵押品不足也是中小企業融資受限的關鍵原因。由於中小企業規模較小、可供擔保的資產有限，其可取得的銀行授信額度本來就相對偏低。對在中國大陸經營的臺商而言，問題尤其明顯。許多廠房興建於租賃土地或集體土地之上，相關資產在法律與實務上往往不易形成銀行可接受的有效抵押權。

因此，臺資銀行對大陸臺商的授信通常趨於審慎，而陸資銀行又可能基於授信政策、風險偏好或資源配置考量，對外資企業提供較有限的信用支持。這使得臺商在當地融資時，常面臨擔保不足與授信不足並存的困境。

（三）中國大陸授信體系的制度性傾斜

在中國銀行業結構以國有大型銀行為主的情況下，金融資源配置長期存在向國有企業與大型企業傾斜的特性。相較之下，臺商在中國大陸取得銀行融資的條件，往往不如國有企業，也未必優於當地大型民營企業。這種制度性差異，使臺商在面對經營壓力與資金需求增加時，更難獲得穩定且足額的金融支持。

換言之，臺商當前的融資困境，並非單一企業體質問題，而是全球經貿秩序變動、中小企業信用特性，以及中國在地金融制度安排三者交互作用下的結果。

四、結論與建議事項

整體而言，在地緣政治持續升溫的情況下，全球供應鏈已逐步由追求成本與效率的全球分工模式，轉向更重視安全與韌性的區域化分工模式。對臺商而言，這種轉變不只是經營環境改變，更直接改變了企業的資金需求結構。無論是產能遷移所需的新投資、JIT轉向JIC所帶來的營運資金占用，或是高關稅、高成本與高風險所形成的複合壓力，都使中小企業對資金的依賴顯著提高。

然而，正是在資金需求大幅上升之際，中小企業卻因資訊不對稱、抵押品不足與制度性授信限制，難以自傳統銀行體系取得充分支持。也因此，地緣政治風險對臺商的挑戰，已不只是生產基地配置問題，更是財務結構與融資韌性的問題。

因此，臺商未來應更積極建立多元化融資結構，避免過度依賴單一銀行授信來源。例如，可評估以資產租賃作為補充性融資工具，活化既有固定資產，將流動性較低的資產轉化為可支配資金，並將一次性的大額資本支出轉為分期性的營運支出，以降低初期投資門檻。

相較於傳統銀行授信偏重企業規模、營收、抵押品與信用評等，租賃融資更強調資產本身的使用價值與現金流安排，對抵押品不足、規模有限的中小企業而言，具有一定補充功能。因此，在當前外部環境高度不確定的情況下，資產租賃可視為值得納入評估的融資管道之一。

此外，中小企業也應加速導入數位化管理系統，將訂單、庫存、生產與出貨等即時數據轉化為可驗證的經營資訊與信用紀錄，以提升財務透明度，降低資訊不對稱問題，進而改善融資條件。

整體而言，此亦可能成為企業轉型契機。地緣政治風險固然對臺商形成巨大壓力，卻也迫使企業揮別過去單純依賴「cost down」的經營模式，轉而透過財務策略重塑與供應鏈韌性建構，提升全球布局與營運調度能力。對臺商而言，這不僅是因應當前挑戰的必要調整，也可能是邁向下一階段升級轉型的重要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