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明芳（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自2025年美國實施對等關稅以來，許多國家的經濟成長均面臨美國對等關稅與232條款調查等不確定因素所影響，因此，各國普遍對經濟前景的預測並不樂觀。隨著對等關稅的不確定性逐漸消失後，國際貨幣基金（IMF）等主要經濟機構也逐漸向上調整各國的經濟成長預測。在2025年11月28日，主計總處預估我國2025年經濟成長率為7.37%，2026年經濟成長率則為3.54%，主計總處上調我國經濟成長率的主要理由為，AI等新興科技應用帶動的需求遠高於預期，帶動台灣電子、資通產品出口大幅成長所致。央行在2025年12月理事會議後，對我國2025年與2026年經濟成長率的預估則為7.31%與3.67%。

    事實上，觀察 2025 年全球經濟表現，在經濟學人（EIU）預估的 2.6% 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與國際貨幣基金（IMF）估計的 3.2% 區間下，台灣經濟成長率確實遠高於全球與亞洲鄰近國家。然而，高度成長背後，我國出口產品集中於特定產業的現象引發關注，甚至引發產業結構失衡可能導致「荷蘭病」（Dutch Disease）的擔憂。

台灣出口結構集中特定產業與1960年代荷蘭的情況並不相同

    我們常看到許多人在討論經濟問題的跨國比較時，常僅看表面的數字而忽視數字背後的經濟理由。例如，當台灣出口產品高度集中在高階半導體相關產業時，大家將1960年代荷蘭因發現北海天然氣，導致其他製造業受衝擊的問題與台灣目前產業出口產品集中在半導體產業進行類比，但是，上述以相似的數字結果就來進行類比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雖然擁有天然資源的國家可能因為資源價格上漲而使得出口集中在特定產品而導致荷蘭病的問題，但是，荷蘭僅是蘊藏全球天然氣資源的國家之一，台灣先進製程的半導體供應鏈是目前先進製程半導體供應鏈的唯一國家，這也是川普為何在2025年4月初公布會認為台灣先進製程的半導體公司獨占或壟斷全球晶片市場的原因。換句話說，雖然南韓等國家的廠商也希望可以研發最先進的製程，但是，在不良率仍高的情況下，其價格與品質的競爭力仍不如台灣。因此，將台灣晶片與AI產業的生產製造能力與許多國家均擁有天然資源所導致的出口集中度進行類比，並不恰當。有關荷蘭病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台灣產業發展所面臨的「中國病」比「荷蘭病」更值得擔憂』一文。

2025年我國電子與資通產品出口之結構性變遷

    首先，就財政部在今年1月9日公布的12月「海關進出口貿易初步統計」顯示，2025年電子及資通產品的總出口金額為4740.26億美元，較2024年增加53%，占總出口金額6,407.46億美元的74%。我國電子及資通產品占總出口的比重，已從2016年44.1%（電子零組件33.2%及資通與視聽產品10.8%），大幅增加至2025年占比74%（電子零組件34.8%及資通與視聽產品39.2%）。由於我國在電子與資通產品的出口占比集中度已超過七成，因而許多人擔憂近年出口高度偏向特定產業，資源的分配可能不利其他產業，進而引發產業發展不均的問題。

    雖然台灣目前出口成長的貢獻主要來自於資通產業的成長，但是，資通產業出口持續成長的原因是政府政策在資源引導上的扭曲所致或是國際大環境的趨勢轉變所致?未被深入討論。許多人僅是看到台灣出口集中特定產業的貿易數字就開始批評我國產業發展不均的風險。政府對於產業發展不均的現象當然需要正視，但是，要批評產業發展不均前當然更要了解數字背後的原因，否則，只是為了平均而平均的建議並無法對降低產業發展不均的問題有任何貢獻。試想，若台灣出口結構的改變是國際貿易環境改變所致，則即使政府要增加更多資源在非資通部門的產業，則台灣出口高度集中在特定產業的趨勢應不會改變。

台商回台投資讓我國資本財的出口比重大幅提高

    「可信賴的供應鏈」、「非紅供應鏈」、「半球化」、「全球化已死」等關鍵字是自2018年後在不同管道媒體常被搜尋的關鍵字，這是因為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政策完全轉變所致。自2018年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加徵關稅以來，國際供應鏈開始重組，在美國政府對科技產品、技術與人才實施出口管制後，國際供應鏈重組的速度加快，也帶動大量台商「必須」回台投資，「必須」的原因是許多先進技術或資料儲存及通訊產品已不被允許在中國生產，因此，若這些台灣廠商要繼續經營美國市場，就必須離開中國。在較低勞動成本的東南亞國家尚無足夠人力資本支持這些高階產品的中國台商下，台商就必須回到台灣生產。因此，這些回到台灣投資的廠商多集中在受到美國科技出口管制的資通產業，其他產業的廠商雖也回台投資，但是，與資通產業回台投資的規模是無法相比的。

    更重要的是，這些在第一波受到美國科技出口管制的產品與技術，其附加價值往往也是較高的，因此，這些回台投資的上市公司近年市值也大幅提高。根據MarketCapWatch以國家別的統計，至今年1月8日止，我國股市市值為3.42兆美元，排名全球第7，第8至10名為法國、德國與韓國，市值分別為3.38兆、3.11兆與2.83兆美元，日本股市市值為7.53兆美元，排名全球第3。股票市場的變動雖不能與實體經濟的變化完全類比，但是，近年台灣上市公司市值成長最多的多是這些回台投資與受到美國科技出口管制措施關注的相關廠商。

    台商回台投資除了讓台灣資通產品的出口占比由2016年的10.8%大幅提高至2025年的39.2%外，我國產品的出口結構也由過去中間財出口比重多維持75%以上的情況開始改變，我國中間財出口比重最高為2022年的79%降低至2025年為59.1%。這是因為，台商回台投資使得許多產品無須再出口至中國與香港，改由台灣直接出口至美國所致。因此，台灣出口結構由中間財轉為資本財的出口，我國資本財的出口由2016年12.1%至2025年已達到36%，資本財的出口占比增加三倍之多。

台商回台投資讓我國對中國出口占比顯著降低　向韓進口占比提高

    當我國廠商在台生產與組裝資本財比重增加時，我國出口到中國的電子零組件就會減少，我國對美的直接出口也會增加，因此，我國對中國的出口占比已由2020年最高43.9%降低至2025年的26.6%，對美出口則由2016年的12%增加至2025年的30.9%。換言之，在國際供應鏈重組的趨勢下，台灣中間財的出口比重不僅大幅降低，轉為資本財的出口，台商回台也使得台灣最大出口市場也由中國與香港轉向美國。由於回來台灣投資與設廠的廠商都是受到美國關注的產業，因此，我國資通產業出口的集中度愈來愈高是國際供應鏈重組的大趨勢所致，並非政府政策改變資源分配所致。當然，政府盤點廠商可以設廠的用地可以加速廠商的設廠與生產，但是，美國科技與貿易政策的調整才是廠商設廠決策有大幅改變的重要原因。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隨著資本財出口比重逐漸提高，2025年資通產業的出口占比為39.2%已較電子零組件的出口比重34.8%高，在2024年時，電子零組件的出口比重37.3% 仍是大於資本財27.9%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際供應鏈重組後，除了台灣出口至中國的占比逐漸降低外，隨著台商回台投資設廠，其他國家的高階電子零組件也由出口至中國轉為出口至台灣組裝。以南韓為例，在2016年，我國自南韓進口的金額為146.5億美元遠低於自日本進口金額406.2億美元，在2024年，我國自南韓與日本進口金額分別為437.04億與464.64億美元，2025年我國自南韓進口的金額為636.35億美元已高於自日本進口值548.33億美元，這也再次說明國際供應鏈重組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程度是非常顯著的。

    最後，由上述討論可知，近年台灣經濟面臨的較大變化就是美國政策改變所帶動的國際供應鏈重組，這使得許多台商必須離開中國回台灣生產，因此，台灣出口會大幅增加的主因就是回台投資生產廠商所將原本在中國的出口「移回」台灣。若其他產業的廠商沒有回台投資或金額不多，則其出口增加自然有限，甚至面對中國低價競爭而使得出口進一步降低。因此，將台灣出口高度集中在特定產業歸因於我國政府政策刻意導致的結果可能會弄錯方向。我國出口高度集中在特定產業當然需要注意產業發展不均的風險，但是，若未弄清楚出口增加的原因而類比荷蘭病，則不僅無法解決產業面對中國低價競爭的問題，更會對既有優勢產業的競爭力帶來不利的影響，也對改變產業發展不均的問題沒有助益。

參考資料

蔡明芳，『台灣產業發展所面臨的「中國病」比「荷蘭病」更值得擔憂』，科技新報，2025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