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健群（工業總會大陸處處長）

隨著國際情勢及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改變，兩岸經貿關係也進入新階段。本文透過對兩岸投資、貿易的觀察，預測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新情勢，以及在陸臺商的未來發展。

脫鉤或鏈結？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

現階段兩岸經貿關係，可從「投資」和「貿易」兩方面檢視。基本上，兩岸之間的貿易是由臺商投資大陸所帶動，大陸迄今仍是臺灣對外投資主要地區，但金額和比重都呈現逐年下降趨勢：2018年臺灣赴陸投資還有85億美元，2019年即腰斬為41.7億美元，2023年臺灣對大陸投資僅有30.4億美元，占臺灣對外投資總額的11.4%，和2010年的83.8%相較，顯然有極大落差。
截至2023年底，臺灣1,714家上市（櫃）公司中，有1,209家赴大陸投資（占整體70.54%；上市690家，上櫃519家），累計投資金額達2兆7,356億臺幣，較前一年增加324億。其中以電腦及週邊設備業、電子零組件業投資金額較大。然而，2023年度臺灣上市櫃公司於中國大陸合計投資收益獲利4,489億臺幣，整體較2022年度減少52億；惟與歷年相較，獲利金額為歷史第三高；且同（2023）年臺灣上市櫃公司在大陸的投資收益，共匯回臺灣1,502億元，創下史上新高，連兩年（2022、2023）匯回金額破千億臺幣。累計至2023年，臺灣上市櫃公司於大陸投資收益共匯回8,542億臺幣，占累積投資金額的31.23%，亦是史上新高；顯示臺商赴大陸投資後，近三分之一收益全部匯回臺灣母集團，重新資金分配。
雖然兩岸貿易依存度下降，但中國大陸仍是臺灣最主要貿易夥伴，以及最大貿易順差來源。2023年臺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總額為2239.5億美元，占臺灣整體對外貿易的21.2％。其中，臺灣出口至中國大陸(含香港)金額為1522.5億美元，占整體出口比重達35.2%（最高為2020年的43.9%，順差為1004.02億美元），臺灣對中國大陸（含香港）貿易順差達805.5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臺灣的順差高達805.6億美元，比2022年的513.33億美元成長56.94%，成長率創下歷史紀錄。其中對中國大陸的順差為 805.5億美元，卻是近4年新低，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比也從最高的43.9%下滑到35.2%。但若扣掉對中國大陸的貿易順差，臺灣貿易呈現幾近逆差的情況。
總的來看，由於歐美對中國大陸「去風險化」戰略，以及中國大陸本身投資環境的改變等因素，臺商對中國大陸投資金額逐漸下降，兩岸貿易額依存度因而降低；兩岸經貿關係正呈現結構性的改變。

推力與拉力？影響大陸臺商的結構因素
影響臺商投資大陸可從「推力」和「拉力」兩部分來看。「推力」方面，最主要是歐美國家對中國大陸的「去風險化」戰略；其次是大陸投資經營環境的變化，以及政策的不確定性。「拉力」部分，主要是大陸「擴內需」下的潛在市場誘因，以及中共所謂的「惠臺」政策。

一、 推力：「去風險化」使得臺商必須透過「中國+1」規避風險

2023年5月七大工業國高峰會（G7）廣島峰會提出去風險(de-risk)而非脫鉤(decouple)方式因應中國大陸所謂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後，「去風險化」已成為歐美對大陸的既定戰略。雖然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民主陣營認為：與中國大陸的脫鉤並不現實且不符合其利益，但勢必從三個方面推動「去風險化」：一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二是加大關鍵技術的封鎖；三是減少對中國大陸的依賴。
雖然歐美國家的「去風險化」機制尚不明確、也不具體；但大陸當局認為，「去風險化」不但是更為精細的脫鉤，其本質更是充滿潛在敵意的「去中國化」。若G7徹底的推動「去風險化」，在「小院高牆」甚至「大院鐵幕」策略及避免經濟脅迫原則下，未來不僅是中高階、關鍵性產業，就連低附加價值的代工產業，都將撤離中國大陸轉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換言之，基於強化經濟韌性(economic resilience)的「去風險化」，意味西方國家希望透過全球產業鏈的重組，建構更多元的製造基地；透過弱化中國大陸的世界工廠角色，降低其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重要性。
基此，對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臺商來說，在歐美客戶要求下，勢必進行生產基地的重新布局；換言之，就是所謂的「中國+1」─在大陸以外設置其他的生產基地，以因應歐美基於「去風險化」下衍生的貿易保護主義。然而，「去風險化」下的全球產業鏈重組，對有能力進行全球布局的跨國企業來說，雖可能經歷「再全球化」的陣痛，但也可能迎來新的契機；對缺乏資源的中小企業來說，若其技術或產品沒有不可替代性，面對所謂的平行供應鏈，則意味著更為嚴苛的挑戰。
除了「去風險化」戰略，大陸勞動成本的逐年提高、「綠色發展」下環保要求的提升，以及土地與租稅成本增加；再加上大陸本土業者競爭加劇、大陸對臺商優惠待遇減少，由過去的「招商引資」轉為「挑商選資」；此外，雖仍堅持「發展」但同時強調「安全」下，加大對產業的監管力度，都讓臺商身處相較過去更為艱困的投資經營環境。以上的問題形成促使臺商轉移產線、甚或興起「不如歸去」，撤離大陸的主要推力。

二、 拉力：大陸「擴內需」及「惠臺」政策
一直以來，大陸經濟增長多依賴投資和出口，因此呈現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結構失衡問題。基於國際需求的衰退，大陸認為不能再依賴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的支點；因而，如何利用大陸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釋放內需市場潛力，讓以「擴內需」為主的「內循環」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已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戰略基點」。
大陸的「擴內需」，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拓展投資；二是促進消費。在拓展投資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帶頭，投資包括鐵路、公路、機場，以及水、能源、環境等傳統基礎建設，再加上農村與公衛等領域；目的是加速區域及城鄉的平衡發展。此外，強化包含5G、AI、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新基建」的布建，以期帶動產業的升級轉型。在促進消費方面，主要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讓大陸民眾願消費、能消費、敢消費。
對臺商來說，隨著經濟與產業的結構性轉型，中國大陸不再只是臺商的製造中心，更可能成為臺商重要的利潤中心。因此，包括RCEP、一帶一路等市場的整合，以及屬於「境內關外」的22個自貿試驗區，還有大陸基於「融合發展」對臺政策推出所謂的「惠臺」政策，對臺商來說，都可能形成某種程度的制度誘因。此外，相較於許多國家，中國大陸仍具有較完整的供應鏈，且基礎建設具優勢，人力素質也相對較高。也就是說，大陸內需市場潛力、RCEP等區域經濟整合、一帶一路商機、供應鏈完整、良好的基礎建設，以及人口紅利或人才紅利，都形成對臺商的「拉力」。

結論：撤離或轉型？大陸臺商的策略選擇
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重組下的兩岸經貿關係，仍必須透過對臺商的投資動向來觀察；而這又會因為「企業規模」和「產業別」呈現不同的態勢。
從「企業規模」觀察：基本上大型臺灣企業，有足夠資源進行全球布局；因此，會採取「中國+1」方式，轉移部份產能到大陸以外的地區，以「在地銷售、在地生產」方式避險。但由於長期以來建立的完整供應鏈產業鏈，以及大陸「擴內需」政策等因素，並不會完全撤離大陸。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仍選擇留在大陸的臺商，很可能採取「就地轉型」，試圖打進大陸供應鏈；或透過製造業服務化、二轉三（製造業轉服務業）、二轉一（製造業轉農業）等方式，持續在大陸找尋商機。
但資源有限或沒有資源進行產線轉移的中小企業臺商，因為要選擇完全退場或撤出不容易，將可能採取「就地轉型」或「以拖待變」策略。
從「產業別」觀察：大陸臺商將被引導投入大陸國家政策或發展目標的產業，例如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換言之，專精特新、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的新興戰略性產業、生產性服務業，都將是大陸引導臺商重點投資的項目。因此，對具研發能力、擁有高新技術的臺商來說，其在中國大陸發展將獲得更多政府資源及市場機會；但對以從事外貿、傳產為主，或是低附加價值、技術門檻不高的臺商來說，將面臨升級轉型，甚或轉移離開的壓力。
此外，在由原本成本考量轉向內需市場考量下，將加速在陸臺商的在地化鏈結；且隨著大陸產業政策，大陸臺商將群聚在特定區域；例如東南沿海的大陸臺商，將可能轉移到中西部、各地自貿區（特別是福建、海南）。
基此，在進口替代政策下，大陸對於來自臺灣低附加價值、或足以自給或另有進口來源的產品，將減少進口；至於大陸所需的資通訊或關鍵產品，大陸將透過政策優惠及市場誘因，更積極吸引臺灣企業赴陸投資。且西方「去風險化」下的全球產業鏈重組，將間接減緩兩岸貿易依存度。與此同時，大陸「擴內需」下的市場誘因，將可能促使部分臺灣企業進一步在地化。
總的來看，全球產業鏈重組兩岸經貿關係的新情勢，取決於上述「拉力」和「推力」的競合和博弈。也就是說，在一推一拉之間，或有臺商選擇繼續深耕大陸市場；或有臺商選擇轉移至大陸以外地區。無論如何，兩岸的投資、貿易，將呈現有別過去的全新狀態。